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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其实，一些事情往往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结局。

    南京此刻就像是一块“鸡肋”。

    它已不能守，但又不得不守。

    11月17日，校长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本日为南京固守与放弃问题踌躇再四。”

    但考虑再三，校长最终决定坚守南京，并希望能固守“3个月乃至1年”。

    11月26日，校长又在日记中写道:

    “南京孤城不能守，然不能不守，对上、对下、对国、对民，殊难为怀也。”

    校长也明白，在日军的军事优势下，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并不划算，“南京守城，非守与不守之问题，而是固守时间之问题……只可希望较短时间之防守。既作短时间守城之望，则不必将全部之基干部队，全部牺牲，须预为撤退之掩护。”

    “若是至不得已放弃南京时，各防守部队撤退，得有掩护。”

    对此，临危受命的唐忽悠也非常明白：“南京是我国首都，为国际观瞻所系，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，如果放弃南京，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？”

    在做出“短期固守”南京的决策后，校长迅速行动，以南京4个师的守备部队为基础，另外调集了11个师增援南京。

    南京守城兵力增达15个师，共计15万人。

    为了表示长期抗战的决心，国府也作了两手准备。

    当时，校长一方面积极备战，另一方面，11月20日，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。

    在一份就迁都致军内各级长官的密电中，校长表示：

    “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，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，寸地尺土，誓以血肉相撑持，积日累时，必陷穷寇于覆灭。”

    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临危受命的唐忽悠，并非守城良将。

    唐忽悠长期生病，身体很差。

    在作战期间，前线多次打来电话，唐忽悠均在睡觉。

    还有一点就是，此人虽然有爱国热情，但当时已长期没有带兵，缺乏实际作战经验，也没有驾驭现代战争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。

    且在来路复杂的各路守城部队中，严重缺乏威望。

    再加上身体很差，甚至连亲临战场视察，都已无法做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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